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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處機西行論道及其社會意義探析
中南大學 哲學系 呂錫琛
全真道領袖邱處機西行論道，是道教史上令人矚目的歷史事件。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貴族集團，雖然信奉薩滿教和喇嘛教，但對於漢民族的宗教——道教，卻仍然表現出了高度的重視，遣使敦請全真道領袖邱處機前往中亞論道。而邱處機則出於濟世度人的抱負和發展全真道的目的，不遠萬里，對成吉思汗進行了坦誠的勸誡。本文擬就此作些考察。
一、成吉思汗敦請“邱神仙”之目的
西元 1219 年，遠在中亞進行西征的成吉思汗派遣侍臣劉溫 (字仲祿) 不遠萬里來到中原，敦請道教全真教派首領邱處機前往中亞。從表面上看來，成吉思汗此舉的目的乃是為了向邱神仙學習長生之術，但如果我們聯繫當時的社會背景作些思考，則不難體察個中之深意。
當時，北方的大片土地淪入金人之手，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交織，社會動盪，民不聊生。這種社會環境，促使人們尋求精神避難所，全真道正是這種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作為宋朝遺民，全真道的創始者王重陽目睹宋末符錄、燒煉等道術對朝政的危害。因此，他從宗教理論和修行方法、組織機構等方面對北宋的道教進行改革，摒棄了符錄、燒煉諸術，主張道、釋、儒三教合一，融合、吸收儒、釋二家入道，強調清心寡欲的內修真功和積德行善的外修真行相結合，並且，又將“救一切眾”與“忠君王”(《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緊密結合起來。這樣，全真道就既為封建統治者所認可，又吸引著包括落泊士人在內的眾多民眾。其所到之處“人如雲集”，“聞其風者鹹敬”。(《重陽全真集·序》)王重陽的門徒繼承了他的宗旨，他們周濟眾人，大獲民心。邱處機成為全真道領袖人物後，主要在山東的登州、萊州等地的道觀中進行宗教活動。這時，廣大人民常處於天災人禍的不幸之中，他們將全真道視為救星，而作為教團領袖的邱處機，其名望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甚至山東楊安兒、耿格的起義，政府官員也要請他出面止亂，“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長春真人本行碑》，《道家金石略》)
成吉思汗正是看中了邱處機作為道教領袖的聲望和地位，以及他那套撫眾安民的道家學說。當時，蒙古軍隊已經攻下金的中都，由於金軍的頑強抵抗，成吉思汗意識到不可能在短期內征服金國，於是他委命木華黎負責管理新佔領區的政治和軍事，自己則率師西征，佔領了西遼舊屬的大片領土，並開始攻入中亞大國花剌子模。但是，單純依靠武力佔據眾多的國家和地區，顯然是不穩定的。成吉思汗深深地懂得，要有效地統治被征服的廣大地區的眾多民族，單靠武力鎮壓是不行的，還必須輔之以安撫手段。而道教以及道家學說的安撫之術就是征服人心的重要武器。
成吉思汗延請邱處機還有著更為深遠的意圖。當時，他雖然領兵西征，但並未忘記，在黃河以南，還苟延殘喘著蒙古人的世仇金國。消滅金國是成吉思汗的宿願。從金國的兵力部署和地理形勢看，假道于宋進攻金國是最為便利的捷徑，而宋金是多年的仇敵，故成吉思汗策劃聯宋滅金。
不過，成吉思汗的意圖還不僅在此，他還希圖在滅金之後，進而取代南宋政權，統治廣大的漢人地區。全真道是在漢人中影響頗大的宗教。道家學說頗重撫眾安民之術，因此，無論從收服民心，穩固陣腳的需要考慮，還是為日後的聯宋滅金進而統治全中國作準備，召請邱處機這位道教領袖都是十分必要的。
成吉思汗的上述意圖，可以從他召請邱處機的手詔中清楚地反映出來。詔書是這樣寫的：
“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樸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弟兄……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之天祐……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聘賢選佐，將已安天下也……訪聞邱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恰聞，探賾窮理，道充德著……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弦闊，有失躬迎之禮……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數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遊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重陽宮聖旨碑》，《道家金石略》)
在詔書的前半段，他首先指責統治中原地區的金統治者腐朽奢華，已為上天所厭棄。接著，極力表白自己素來遵循反樸還淳、去奢從儉、謙退愛民等宗旨，因而得到上天的護祐，建立殊功偉業。這樣，就從理論上否定了宋、金政權存在的合理性，並顯示了蒙古人取而代之的合法性，而且，還從感情上拉近了與邱處機以及廣大漢人之間的距離，從而為統治廣大漢族地區作了輿論上的準備。在詔書的後半段，成吉思汗則充分地表示了求賢輔治的意圖，明白地提出要向邱處機求取治國安民和保身之術。可見，他既留意于道教的長生之術，更希圖通過緩和民族矛盾，穩定陣腳，鞏固統治。
正因為成吉思汗有著上述這些高遠的戰略計畫，因此，雖然處於戎馬倥傯之中，他仍對於召請邱處機之事表現出了特殊的關注和重視。他命前往中原敦請邱處機的劉溫，掛上虎頭金牌，上面寫著：“如朕親行，便宜行事”，使他沿途享有方便行事的各種特權，為了保證邱處機及其隨行人員的安全，他專門“抽兵以衛之”，防止不測，並且多次傳旨，向邱處機噓寒問暖。
二、邱處機萬里應詔的目的
邱處機對於成吉思汗的召請，也表現出了與往常大不相同的態度。以往，他曾多次拒絕了金和南宋的召請，而這次卻不懼艱辛，接受了遠在中亞的成吉思汗的召請。邱處機之所以如此，是出於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第一，他希望此行能夠勸誡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貴族集團，使他們不至於殺戮太過。他在赴召北上途中寄友人的詩中，就充分表現出了這種抱負。詩中說：“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年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長春真人西遊記》)當到達中亞的阿姆河附近時，邱處機與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台的醫官鄭景賢相遇，他在給鄭醫官的詩中，再次表明自己赴詔西行的目的：“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同上書)
第二，希望通過此行影響蒙古上層統治集團接受中原地區原有的統治方式，穩定這一廣大地區的社會秩序。處於較低社會發展階段的蒙古民族進入中原後，破壞著這一地區的社會經濟和人民的生活秩序，而金朝和南宋的統治已是日薄西山，再也沒有力量穩定局勢。因此，中原地區的不少漢族地主階級成員只得寄望於銳氣正旺的蒙古帝國的統治者。邱處機的應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這種意向。
第三，希望通過此行為全真教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邱處機以及全真道的其他一些成員都認識到，要發展自己的勢力，必須借助于統治者的扶助。邱處機看到，金和南宋政權已是末日將至，而成吉思汗及其後繼者則很有可能成為一統天下的霸主。只有借助於以他為首的蒙古貴族統治集團，才可望擴大全真道的影響，促進全真道的發展。因此，在答宣撫使王巨川的詩中，邱處機將自己的西行論道與老子化胡聯繫起來，詩中說：“良朋出塞同歸燕，破帽經霜更續貂，一自玄元西去後，到今似無北庭招。”(《長春真人西遊記》)雖然謙稱自己的西行是“續貂”，卻也足以說明他此行的動機。正是出於這些原因，邱處機才不顧自己已經 72 歲的高齡，毅然應召，不遠萬里，歷盡艱辛，來到成吉思汗的帳前。
三、邱處機對成吉思汗的道德規勸
邱處機與成吉思汗正式論道共有三次，成吉思汗令人將論道內容用蒙、漢兩種文字記錄，並命“勿泄於外”。後來，侍臣奉敕將其整理，編成《玄風慶會錄》，這就使我們得以瞭解到，邱處機是如何規勸成吉思汗的。
(一)長生之道在於節欲。
在初次見到成吉思汗時，成吉思汗向邱處機詢問長生之藥。邱處機坦率地回答他說，並無長生之藥，而只有養生防病的衛生之道。在正式論道時，邱處機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他以道家的崇儉寡欲主張和精氣理論來闡述養生之道。他說：“人以飲食為本，其清者為精氣……氣全則生，氣亡則死，氣盛則壯，氣衰則老”，如果恣情於聲、色、味、情，則散氣傷身：“眼見乎色，耳聽乎聲，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則散其氣。……人以氣為主，逐物動念則元氣散。……愚迷之徒，以酒為漿，以妄為常，恣其情，逐其歡，耗其精，損其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沉於地為鬼，如水之流下也。”而知曉修煉長生之術的學道之士則與之相反，他們“去聲色，以清靜為娛；屏滋味，以恬淡為美。……去奢屏欲，固精守神，唯煉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升乎天而為仙，如火之炎上也。”
邱處機否定了長生之藥、摒棄了前代肉身成仙等神話，以節欲作為衛生長壽之術來引導成吉思汗謹守節欲去奢等養生倫理信條，這是極具倫理價值的。
(二)帝王修行應“外修陰德，內固精神”。
為了打動和迎合成吉思汗，邱處機以君權神授的理論美化成吉思汗，將其打扮成“皇天眷命”派來管理人間的“天人”，即天上之仙官。他說：“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殘去暴，為元元父母，恭行天罰，……克艱克難，功成限畢，即升天復位。”作為天人下凡，恭行天罰的皇帝更需要珍重自己的身體，清靜節欲：“在世之間，切宜減聲色，省嗜欲，得聖體康寧，睿弄遐遠耳。”但是，帝王妃嬪成群，因而比常人更加難以節欲。於是，邱處機反復警告成吉思汗：“貪欲好色則喪精好氣，乃成衰憊，陛下宜加珍嗇。”然而，邱氏又認為，僅僅做到節欲，這還只是平常之人的修煉內容，皇帝的修煉之道則又與此不同。邱處機指出：“陛下修行之法無他，當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耳。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則為外行，省欲保神為乎內行。”這就是說，“省欲保神”只是做到了修行的“內行”，還必須“外修陰德”，即是要做到“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
為了使自己的勸誡具有更大的權威性，邱處機向成吉思汗鼓吹，道教經典乃上天所降：“上天屢降經教，勸人為善，……東漢時，幹吉受《太平經》一百五十卷，皆修真治國之方，中國道人誦之行之，可獲福成道”，道經“皆治心修道，祈福禳災，掃除魑魅，拯疾疫之術”。而上天降經的目的，是要“使古今帝王臣民皆令行善”。他又將《太平經》等道經中宣揚過的承負說和佛教輪回說加以改造，以之告誡成吉思汗：“行善進道則升天為之仙；作惡背道，則入地為之鬼。……帝王悉天人謫降人間，若行善修福，則升天之時位逾前職，不行善修福則反是。天人有功微行薄者，再令下世修福濟民，方得高位。昔軒轅氏天命降世，一世為民，再世為臣，三世為君，濟世安民，累功積德，數盡升天而位尊於昔。”他努力將道教的“修真治國之方”和積善行道之術影響成吉思汗，強調只要能夠“積善行道，胡患不能為仙乎?”在這裏，邱處機闡揚全真道精神成仙的主張，將修道、治國、行善聯為一體，以圖促使成吉思汗接受道家的政治倫理規範，恤民保眾，平治天下。
(三)建議選賢與能治理中原。
邱處機運用道家治身治國一體的理論，將個人養命長生的話題引向了濟世安民之術，向成吉思汗提出了“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的要求。這乃是他這次萬里赴詔的主要目的。圍繞著濟世安民的目的，邱處機還獻上了具體的治平之策。他首先向成吉思汗指出，中原地區具有豐富的物產、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和完備的治國之術：“普天之下，所有國土不啻億兆，奇珍異寶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為之大備。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魚、鹽、絲、蠶，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為大國。所以，歷代有國家者，唯爭此地耳。”因此，治理好中原地區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然而，此地區目前卻是“兵火相繼，流散未集”，急需派遣精明能幹的官員前去治理。他還建議免除其三年賦稅，以便使國家和軍隊“足絲、帛之用”，使老百姓“獲蘇息之安”，這是“安民祈福”的一個重要方面。關於上述安撫山東、河北等地的建議，邱處機在論道過程中曾反復提起。在此，他又強調，如果派遣廉潔、幹練的官員前去按上述籌畫行事，則“必當天心”，如果讓那些無才無德的人去統治中原，則“不徒無益，反為害也”。接著，邱處機建議成吉思汗仿效金朝，在不熟悉中原的情況時，先立傀儡皇帝統治中原，然後再取而代之。
四、邱處機西行論道的歷史意義
邱處機萬里赴詔、西行論道之舉有著較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成吉思汗的屠殺行為。
邱處機的上述一系列主張適應了成吉思汗鞏固政權，進而統一全中國的長遠計畫，並且，還為之塗抹上了幾縷上天神靈的光芒。因此，成吉思汗對邱處機的這番話語十分重視，認為這是“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從而“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元史》卷二百二，《釋老傳》)。他對邱處機說：“諄諄道誨，敬聞命矣。斯皆難行之事，然則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當然，其遵依的程度如何，尚無詳細的記載。不過，從歷史文獻來看，邱處機對於成吉思汁的勸誡在某種程度上是發生了一些實際作用的。據《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載：歲癸未(1223 年)，成吉思汗獵於東山，因馬踣而失馭，摔于馬下。邱處機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成吉思汗馬上接受他的諫言說：“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雖然，神仙之教在衷焉。”還對臣下表示：“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此後，他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沒有打獵。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邱處機會見成吉思汗以後，其軍事政策有了一些變化。在此以前，成吉思汗奉行的完全是武力征服和屠殺政策。1219 年，他開始了進攻中亞大國花剌子模的戰爭。據史書記載，在這段時間內，成吉思汗直接插手的屠殺行動有：1220 年 2 月攻下不花剌城，3 萬多抵抗者全部被殺；3 月，投降的康裏將卒 3 萬多人全部被殺；1220 年夏，蒙軍攻入花剌子模的首都玉龍傑赤城，除了將居民中的年輕婦女和兒童擄為奴婢外，其餘人盡被屠殺；1220 年秋，統大軍攻下阿母河北岸要塞忒耳迷，盡屠其民；1221 年初，率軍進攻塔里寒，軍民被屠殺殆盡。而在 1222 年年底即邱處機與成吉思汗論道之後，情況似乎有了一些變化。1223 年成吉思汗起程東歸，“這段期間，蒙古人似乎沒有在欽察草原進行大征戰。”(見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上冊，第 156 頁)在 1226 年秋開始進攻西夏的戰爭中，成吉思汗還因為出現了五星聚於西南這一天象而下令不殺掠。(《元史》卷一，《太祖本紀》)這說明他接受了星占術和邱處機的止殺主張。以上事實說明，邱處機向成吉思汗論道以後，成吉思汗的軍事政策曾有了明顯的轉變。
第二，促進了統一中國的事業。
邱處機西行論道，從而直接觀察和瞭解到成吉思汗及其整個政治集團的狀況，更進一步地認識到了蒙古政權取代瀕臨滅亡的宋、金統治者，統一全中國的必然性。因此，在回到中原以後，邱處機便將這些認識化為一些具體的行動。當時，護送邱處機東歸的宣差阿裏鮮要去山東招諭各支抗蒙武裝，使之停止抵抗，歸順成吉思汗。他要求邱處機予以幫助，邱處機即派弟子尹志平與阿裏鮮同往，並手書兩封信函，以招諭抵抗者。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看問題的話，這些協助蒙古政權統一中國的行為是順乎歷史發展潮流的。
第三，解救了部分淪為“驅口”的群眾。
邱處機與成吉思汗論道，甚獲這位蒙古大汗的歡心，從而擁有了顯赫的地位和某些特權。當邱處機載譽東歸之時，中原廣大地區正處於蒙古軍隊的鐵騎之下，災難深重。戰爭又使廣大人民淪為近乎奴隸的“驅口”，嚴重地破壞著這一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邱處機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拯救人民：“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複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同上)甚至有人認為，當時投歸教門以求避難者甚眾，以至於河朔之人十分之二都成為了全真道徒 (見元好問《懷州清真觀記》，《遺山集》卷三五)。邱處機素以悲天憫人、濟世救民自詡，他曾賦詩抒懷說：“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靈苦? 萬靈日夜相淩遲，飲氣吞生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邱處機《石番溪集·湣物詩》) 目睹生靈塗炭，邱處機派出他的門徒持牒四處奔走，招徠百姓，使淪為奴隸的人民恢復人身自由。雖然這些活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發展壯大全真教的陣地，但我們也應該承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邱處機及其門徒的這些努力，在客觀上救助了部分瀕於絕境的人們。
第四，促進了“漢法”的採用。
邱處機與蒙古統治集團的接觸，對於後來“漢法”的採用也有某些促進作用。早在邱氏與成吉思汗論道時，就曾陳述以農業為主的中原文明的優越性，強調農副業生產產品足以供應軍國之用。並建議尊重漢地的風俗，保留原有的統治方式。當時，一直在成吉思汗身邊聽講並且擔任記錄任務的是契丹人耶律楚材。他曾與邱處機“聯句和詩，焚香煮茗，春遊邃圃，夜話寒齋……”(見耶律楚材《西遊錄》)其關係之融洽可見一斑，邱處機對他產生影響是順理成章之事。在此後的一段時期內，身為佛教徒的耶律楚材採取了聯合全真道徒的態度。雖然後來因全真道勢力的膨脹及政治形勢的變化，耶律楚材在邱處機死後反對全真道，並在其《西遊錄》中批駁邱處機十謬，但邱處機的一些思想影響卻難以隨著政治風雲的變化而消除，在後來蒙古統治者之間發生“漢法”與“舊俗”之爭時，耶律楚材一直是堅持推行“漢法”的重要人物。
所謂“漢法”，乃是中原地區較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築，它與落後的蒙古“舊俗”是對立的。從蒙古建國之初到元朝建立以後，統治者之間一直存在著“漢法”與“舊俗”之爭。成吉思汗之子窩闊台執政時，蒙古貴族別迭等人認為：“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主張以落後的蒙古“舊俗”來統治漢地，取代漢地先進的生產方式。耶律楚材堅決反對這種倒退的做法，他駁斥“漢人無補于國”的謬論。有意思的是，他所持的理由，與邱處機論道時所談的內容十分相似。他說：“陛下將南伐，軍需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他又將徵收來的中原物產讓窩闊台過目，促使這位大汗體會了行“漢法”的好處。耶律楚材前後任事近 30 年，官至中書令。在職期間，他參照漢法，定策立儀制、建議軍民分治、建立賦稅制度、廢屠城舊制，奠定了元朝封建國家的立國規模。元朝建立後，以忽必烈為首的當權者為了鞏固統治，不得不任用漢人，採用漢法。而這一政策的確立，與耶律楚材在前代所作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夠這樣做，除了他較早地接受了漢文化的薰陶等主觀條件之外，邱處機對他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主要參考文獻：
1、張廷玉：《元史》，中華書局 1987 年出版。
2、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道藏》第 34 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3、邱處機：《石番溪集·湣物詩》，《道藏》第 25 冊。
4、王吉吉：《重陽全真集》，《道藏》第 34 冊。
5、卿希泰：《中國道教思想史綱》第一、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6、陳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7、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全真篇》上)，中華書局 1989 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