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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莊子理想人格在科學探索中的積極意義
中南大學 哲學研究所
呂錫琛 鄧小峰
摘要：莊子“逍遙”型理想人格多遭貶斥，但披沙揀金之後卻可發現，其中含蘊了敢於問天的求索精神、遵循規律的理性意識、不為物累的超然品格、物我為一的高超視域、“不與物遷”的獨立風骨。發掘其中的思想精華對於今天的科學探索活動仍然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
關鍵字：莊子 逍遙型人格 科學探索
作者簡介：呂錫琛，中南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倫理思想、道家文化；鄧小峰，中南大學哲學研究所倫理學碩士研究生，佛山科技大學教師。
中圖分類號：B223.5 文獻標識碼：A
長期以來，儒家“經世濟民”的“聖人”理想人格一直受到人們的推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典範，而道家代表人物莊子的“逍遙”型理想人格則多受貶斥。然而，對其進行一番披沙揀金的工作，我們不難發現，莊子“逍遙”型理想人格中所蘊含的敢於問天的求索精神、遵循規律的理性精神以及崇尚自由、不為物累、不與物遷等超然品格，仍然是今天人們在科學探索中所需要的。因此，本文擬對莊子“逍遙”型理想人格的思想內涵作一番探究，對闡明其在當代科學探索活動中的啟示意義。
一、敢於問天的求索精神
莊子關於理想人格的設計思路直接承自於老子。老子將完美的人性比喻成“嬰兒”、“赤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1]，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2] 由這些認識，導出了絕仁棄義、絕學棄智、返樸歸真的理想人格，在這一基礎上，莊子高揚人的自由本性，設計了既不同於儒家的入世型、也有別於佛教出世型的“逍遙”型理想人格。他在《秋水》中說：“若夫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這是莊子“逍遙”型理想人格的經典表述，意即以“無為”的生活方式保持精神的絕對自由，“無為”是莊子理想人格的基石和出發點。“無為”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還是一種同義於“道”的“存在”品格和同義于“自然”的價值原則。
在莊子看來，“至人”、“神人”、“聖人”是與“道”同體、具有與“道”一樣的絕對創造性的品格，“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3] 神人的“不為”，並非消極無為或不能為，而是如同孟子所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他所遺棄的塵垢秕糠也能陶鑄出堯舜那樣的聖人。而之所以不肯“以物為事”，是由於他有著自己更高的價值追求，即要“遊於塵垢之外”（《齊物論》），追求“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天下》）的理想境界。因此，其“無為”乃是無為于人世間的仁義禮法、功名利祿，而對人生意義的形而上思考、對自然奧秘的探索、對“道”的體悟之“為”卻一刻也未曾停息。這種價值追求，引導作者超越了先秦以來對上天盲目頂禮膜拜的愚昧迷信，而達到了另一個極為高超的視域：“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明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是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4] 在這裏，作者繼承了楚文化中以屈原為代表的敢於問天的求索精神，將天地自然視為認識的客觀物件，以一種勇敢無畏的探索精神，向曾經籠罩著神秘外衣的自然現象發出了種種疑問，鮮明地凸顯出莊子試圖認識、理解客觀世界，追問世界終極存在的求索精神。
莊子還認識到了人類理性和認識能力的局限性，他在《養生主》中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這句話雖然帶有幾分不可知論的悲觀色彩，但卻道出了知識的相對性和人類理性認識的局限性。人類雖然可以不斷地打破其認識的界限，然而卻永遠不能完全認識這無限的自然界和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人類理性的悲劇，同時也是人類理性的不朽”，[5] 更是莊子思想的深刻所在。科學探索作為人類認識、改造世界活動的一部分是極為艱辛而又永無止境的，“知識之球愈大，則其與未知界接觸之面也愈大。”[6] 從積極的意義上去理解發揮莊子的上述思想，有助於人們去除自以為是的虛妄，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激發起人們自由探索的活力和勇氣，努力超越已有知識或學術陳見，為科學的發展和創新開拓道路，增強人們發現和認識客觀世界的新現象、掌握新規律的內在動力。
這種敢於問天的求索精神，對於人類面對廣袤無垠的宇宙努力探尋其底蘊和奧秘的科學活動而言是何等的重要。如同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所言：“宇宙由秩序所制約，我們能部分地、而且在不太遠的將來能完全地理解這種秩序。也許這種希望只不過是海市蜃樓；也許根本就沒有終極理論，而且即便有我們也找不到。但是努力尋求完整的理解總比對人類精神的絕望要好得多。”[7] 也正是這種精神鼓舞著科學家的熱情，使他們不倦地努力，並由此而產生了真正偉大的成就。
二、遵循規律的理性意識
莊子“無為”思想中包含的另一層含義就是：順應自然規律，不強作妄為。莊子以“自然”作為其人生哲學的價值原則，並看到了“自然”的“無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厚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聖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8] 因而，人的意志雖然有為，但人在探究自然而展開實踐活動時卻不能反自然而恣意妄為。莊子在《駢姆》中通過“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之比喻，強調所謂至理正道，必須不違反事物各得其所而順應自然，莊子這一“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思想真實地告訴人們：在人類之外的這樣一個自然界是先於人類而獨立存在的，任何關於自然界的探索活動都必須以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規律為前提。
自然規律雖然帶有偶然性，但更具有客觀性。對於科學家而言只有承認了自然規律的客觀性，才會力求去發現自然規律。同時科學的任何創造都必須因循自然規律而不是自由而隨意的製作。彭加勒在批判唯名論、反理性主義哲學家勒盧阿時就曾說：他“最荒謬的就是主張科學家創造事實。”[9]
貫穿於莊子理想人格中“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中所包含的遵循自然規律的理性精神對於我們今天探索自然的科學活動具有深刻而特顯的積極意義。
三、不為物累的超然品格
莊子在《天下》中對“逍遙”型理想人格的超然氣象作了詩意的描述。“至人神矣！……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在莊子的理想人格中，固然含有其對昏亂無道的社會“知其不可奈何而安知若命”[10]，“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11] 的順世思想，然而其理想人格的實質卻是超脫世俗羈絆、不為外物所累的獨立人格和自主精神。
在莊子看來，儒家所追求的仁義禮法不過是束縛人性的枷鎖，滿足了人的求名之心、富貴顯達，卻違背了人的本然真性。“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以失其常然也。”[12] 那些“朝廷之士”終日“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13] 莊子在《秋水》一篇中描述了他在濮水邊釣魚對楚使來請他為相而不為之所動的故事。他托喻神龜表明自己“寧其生而曳尾塗中”而不“寧其死為留骨而貴”的安於貧賤不與權貴為伍的生活態度。啟示人們要以豁達的心胸，高遠的視野來看待眼前的名利得失。
莊子之所以不為外物所動，不問利害，是由於他有著更為高遠的人生追求，這就是對於“道”這一最高真理的嚮往。“常道”或“大道”即世界本質或自然萬物的根本規律或至善至美境界，因此，追求“體道”、“悟道”實質上是力圖超越現有或表像世界，認識世界的本質或萬事萬物的根本規律，用莊子的話來說，也就是“極物之真“。他認識到，超然物外的品格對於這種探尋“真知”的過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天道》中說：“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儀，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只有具有“外天地，遺萬物”的超然品格，才能做到“神未嘗有所困”，“心有所定”，從而“極物之真，能守其本”。莊子所推崇的這種精神正是科學家所必需的，它啟示科學家應該具備不畏權勢、堅持真理的獨立人格和自主精神，以及不為功名利祿動心的恬淡心態。這樣才能做到在思想上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不受常規和習俗的束縛，心無旁騖地潛心於科學，探尋真理。正因如此，愛因斯坦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孤獨的旅客”，他說“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親近的人，……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不受誘惑要去把他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14]
由於莊子將對於“道”的體悟視為真正有價值的認識，這種價值追求通過《養生主》中那位宰牛技藝高超絕倫的庖丁之口得到了精練的表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在他看來，對於事物的內在規律“道”的喜好遠遠超過了對“技”這一功利目標的追求，因此，這裏又體現出一種“但求真理，不問利害”的科學精神，對“道”的探索只是出於自己的喜好和興趣。而在作者看來，“道”又是不能夠為人所佔有的，在《知北遊》中，通過舜與輔相的對話，表達了這種徹底的非佔有心態。在此文中，舜的輔臣對於舜所提出的“道可得而有乎”的問題回答說：“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汝何得有夫道”體現出莊子對真理的追求勝於對真理的佔有，探索之外，別無他求，從而在另一層面上體現了莊子的超然品格。當今社會，人們關注更多的是物質層面的科技成果及其實際應用，為科學而科學、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幾乎絕滅。加之科學成果評價指標的過分量化，更促使人類在理論和實踐領域中表現出空前的急功近利，這無疑阻礙了科學的長足發展。如丹皮爾所說：“科學主要是追求純粹知識的自由研究活動，如果實際的利益隨之而來，那麼是副產品，縱然它們是由於政府的資助而獲得的發現。如果自由的、純粹的科學遭到忽略，應用科學遲早也會枯萎而死的。”[15] 人類文明進程不僅需要應用科學、技術成果的創新，更需要作為應用科學理論鋪墊的基礎科學的突破和為科學而科學的超然精神，而莊子“不為物累”等主張正是蘊育這種超然精神的沃土。由此我們不得不感激莊子超越物外、不為物累的品格為科學精神的弘揚提供了思想資源。
四、物我為一的高超視域
莊子“逍遙”型理想人格以“自然”為價值原則，順應自然、不強作妄為的“無為”思想化解了天、人對立的矛盾，而導出了其“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16]、“旁日月、挾宇宙”[17]、合萬物的氣概是是何等的恢宏博大！天地萬物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是這個整體中的一員，這一立足宇宙、融入自然的視角，無疑使人的視域變得高超、心胸變得豁達。“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18] 面對廣袤的宇宙，人不會妄自尊大自詡為宇宙萬象的主宰和中心，而學會尊重自然，以自然的方式對待自然。“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19] 開發利用自然必須懂得適可而止！
在科學技術發展到不僅把人類與自然界完全分割開來，而且已經泱及人類自身並足以摧毀自然界與人類文明的今天，人們重新認識到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認識到了人與大自然和睦相處的重要。二千多年前東方哲人莊子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20] 的“天人合一”思想已為不少當代中西哲學家、科學家所注目。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卡普拉稱讚道家為人類提供了“最深刻並且最完善的生態智慧”[21]，李約瑟教授認為：老莊的有機論哲學雖然阻礙了近代實驗科學在中國的產生，但到了現代，“中國人的冷靜頭腦可能是很需要的，並可用於把西方世界從它陷入的機械唯物主義和唯科學主義的深淵中挽救出來。”[22] 莊子“天人合一”的思想為當今科學探索、技術創新提供了指導，成為科技倫理思想中世界共用的珍貴資源。
立足於“天地與我並生”的高超視域，莊子的理想人格不僅超然物外，甚至還從肉體和精神兩方面徹底地忘記自己。“道人不聞，至得不得，大人無已。”[23] 只有“無已”才能做到“無功”，“無名”。“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24] 只有“無已”才能與天地融為一體。
莊子“忘已而自適”的境界啟示著今天的人們以一種平衡而寧靜的心態對待個人的利害、榮辱、生死，在逆境中超脫、奮起。科學技術的進步催促著人類文明的進程，科學的價值和意義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層面，為全人類謀福祉、促使全人類的解放和自由理應是科學家從事科學探索的最高目標。特別是在科學技術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使科學的真正目的變得含糊的今天，在“利已主義，拜金主義”仍不泛市場的現實社會中，科學家樹立正直、無私、對人類社會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崇高精神，不隨波逐流，不去追求庸俗的目標就顯得尤為重要。如同愛因斯坦所說：“一個人的真正價值首先決定於他在什麼程度上和什麼意義上從自我解放出來”，“人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出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25]
五、“不與物遷”的獨立風骨
處於戰國時期爭奪不已、紛亂無道的黑暗現實之中，莊子深刻感受到環境的險惡和生存的巨大壓力。為了保全自我，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不得不入世隨俗、削減鋒芒。然而他卻始終以不失“真我”、“本我”為前提，“順人而不失己”[26]，保持著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獨立的高超風骨。
莊子看到了儒家人為的道德規範與人的本性的對立，揭示了封建綱常對個體生命的傷害、對自然本性的曲扭和對個性伸張的壓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27] 這些話語雖然不無偏頗，因為儒家道德具有促進個人心性修養、增強個人社會責任感、增強民族凝聚力等積極的一面，但從本質上說，它是以體現群體價值的仁義禮法為道德本體，因而在較大程度上忽視了個人價值的存在。因此，莊子強調：“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藏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28] 世界上最寶貴和完美的並非仁義，而是完整的個體生命和獨立的人格。
莊子理想人格中體現的重個體，輕群體的價值觀念雖然不無偏頗之處，但他批判束縛人性的封建名教綱常、弘揚個性自由、尊重個體價值的思想，在等級森嚴、壓制個性的封建社會中可謂獨樹一幟，難能可貴。在當今社會也具有極為珍貴的價值。
在群己關係中，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性是人區別於其他一切動物的根本。然而就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社會的進步是以個人的進步為前提的。如果沒有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有創造力的個人，社會的發展何以可能？科學探索是極具創造性的實踐活動，其強調繼承、協作，但更不能沒有獨立、創新，只有承認了個體的價值，尊重個體獨立的人格才能激起個體創造的熱情，從而在科學探索活動中作出富有創造性的突破。
在莊子看來，人之所以喪失了其個體的獨立和自由乃是由仁、義之類的外物所役的結果，因而只有滌除內心的智欲，“物物而不物於物”[29] 才能實現獨立而自由的人格。
個性的喪失，乃是為外物所役，推而廣之，在科技和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生存競爭不僅嚴重損害了個人的自由發展，也使整個人類為其外在的物所主宰。人類逐漸地在物質的誘惑以及無止境地向大自然掠奪、索取物質的過程中迷失了自已。今天，生命物化已成為人類不可回避的問題，由此而衍生出來的生態問題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已直接危及到人類的生存、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30] 莊子認為，人的生命遠比那些附屬於自己的東西珍貴，這一“身重於物”的思想，冷靜而理智地告訴人們，要抵制無限膨脹的物欲操縱，發現人類自身生命的價值。科學技術不是滿足人們無限欲望的工具，而是為人類造福，使全人類邁向進步、自由的階梯。如愛因斯坦所說：“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於人類，那麼，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鬥的主要目標，……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我們埋頭於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31]
莊子的思想誕生於二千多年前中國由奴隸社會邁向封建社會的大動亂時代，在其“逍遙”型理想人格中不可避免地會存有厭世避世、偏重個體生命價值而忽視社會群體價值等消極面。然而，透過這些消極面，我們發現貫穿其理想人格中的探索自然，追求思想自由、獨立的精神，不僅陶鑄了中國古代科學家崇高的品性，成為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發展重要的精神動力，而且，至今仍透射出理性的光輝，亦可為現代人類的科學探索活動提供一份寶貴的思想文化資源。
主要參考書目：
[1] 莊周著，張耿光 譯注《莊子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 董光璧，《當代新道家》第 126 頁，華夏出版社 1991 年
[3] 董光壁，《靜悄悄的革命——科學的今天和明天》，武漢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1 頁。
[4] 呂錫琛《道家與民族性格》
[5] 王澤應《自然與道德——道家倫理道德精粹》，湖南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
[6] 宜明著《生存與智慧——莊子哲學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1]《老子》五十五章
[2]《老子》第三十八章
[3]《莊子·逍遙遊》
[4]《莊子·天運》
[5] 董光壁，《靜悄悄的革命——科學的今天和明天》，武漢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1 頁。
[6] [英]W.C. 丹皮爾著，李衍譯，《科學史》，商務印書館，1997 年版，第 643 頁。
[7] [英] 史蒂芬·霍金著，杜欣欣等譯，《霍金講演錄》，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年版。
[8]《莊子·知北遊》
[9] [法] 彭伽勒著，李醒民譯，《科學的價值》，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13 頁。
[10]《莊子·人間世》
[11]《莊子·天下》
[12]《莊子·駢拇》
[13]《莊子·齊物論》
[14] 趙中立、許良英譯，《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 年版，第 48 頁。
[15] [英]W.C 丹皮爾著，李珩譯《科學史》，商務印書館，1977 年版，第 634 頁。
[16]《齊物論》
[17]《齊物論》
[18]《莊子·天地》
[19]《莊子·人間世》
[20]《莊子·齊物論》
[21] 董光璧，《當代新道家》第 126 頁，華夏出版社 1991 年
[22] 董光壁，《靜悄悄的革命——科學的今天和明天》，武漢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51 頁。
[23]《莊子·秋水》
[24]《莊子·天地》
[25] [德] 愛因斯坦著《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7 年版，第 217 頁。
[26]《莊子·外物》
[27]《莊子·駢拇》
[28]《莊子·駢拇》
[29]《莊子·山木》
[30]《莊子·田子方》
[31] 趙中立，許良英譯《紀念愛因斯坦譯文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 年版，第 5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