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當山金殿銅欄杆銘文看明代雲南的真武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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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莉，劉固盛（華中師範大學）

[摘  要]武當山金殿四周圍繞的 148 根青銅欄杆是明萬曆年間（1573-1619）由雲南昆明及附近地區的“奉道信士”捐資鑄造，專程運至武當山組裝而成。從銘文的內容來看，明萬曆年間雲南的真武信仰已很興盛，尤以昆明地區為最；信仰之人遍及社會各階層；其信仰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和現實性。

[關鍵字]武當山金殿；銘文；明代；雲南；真武信仰

（一）

武當山，位於湖北西北部十堰市境內，是我國著名的道教聖地，自唐以後，得到了歷代封建帝王的重視，名聲顯赫，尤其是明成祖朱棣，由北方入繼大統，登上帝位，大肆宣揚和神化真武的“神庇”功能，對傳說中真武大帝“得道顯化去處”的武當山，更是格外重視，於永樂十年至二十一年（1412-1423）大規模營建武當宮觀，共建 9 宮 9 觀 33 處建築群，大小為楹 1800 餘間。史載“當永樂中，建真武廟於太和，幾竭天子之府庫”^（1）。其規模不僅當地前所未有，在當時全國也是獨一無二的，以致明代走南闖北的地理學家王士性感歎道：“至宮庭之廣，土木之麗，神之顯於前代亡論，其在今日可謂用物之宏也矣。《志》雲聚南五省之財，用人二十一萬，作之十四年而成，大哉我文皇之烈乎。非神道設教，余山安望其儔匹耶？”^（2）巍然屹立於天柱峰巔的金殿是武當山建築的精華，也是武當山在明皇室扶持下走向鼎盛的標誌。在金殿周圍圍繞有 148 根青銅欄杆，除四角為方形外，其餘均為圓柱形，每根銅欄杆上均有銘文，記載捐獻者籍貫姓名及祈求願望等。對這些寶貴的銘文資料，古代山志和文人遊記均沒有記載，僅清初王澐在《楚游紀略》中曾提到過“（金殿）四周銅欄則滇民所造也”。今人則只有楊立志先生獨具慧眼，在研究明代武當山進香風俗時，運用了數條銅欄杆上的銘文，他說：

金頂圍繞金殿的 148 根青銅欄杆是萬曆年間由雲南、江西、陝西等省信士以家為單位捐造的，尤以雲南省城官紳士庶居多，每根銅欄杆上均有銘文，記載捐獻者籍貫姓名及祈求願望等。^（3）

在最近討論武當山進香習俗地域分佈時，于雲南部分他介紹說：

武當山金殿周圍有銅護欄 140 餘根，多為雲南民眾萬曆十九年辛卯歲（1591）朝山進香時捐造的，銅欄杆上的銘文記載捐造者的姓名、心願等，如北面一柱銘文雲：“雲南巨津州吏目今升萍鄉縣主簿陳嘉祿（共 8 人姓名，不具錄）誠心鑄造一柱玄帝老爺金殿柵欄，勒之永久，伏祈庇護”；又如西面一柱銘文雲：“雲南省城蔣門信女馬氏（共 20 餘人姓名，不具錄）長命富貴。萬曆十九年十一月。”^（4）

可惜對這些青銅欄杆的具體來歷、銘文的內容及銘文所反映的民間信仰風俗則無人作出研究。據武當山宗教文物局副局長趙本新介紹，因技術上的困難，當地文物部門也沒有拓片。

從我們四度上金頂調查的情況來看，這些青銅欄杆非官方鑄造，而是來自於民間士庶的捐獻是確定無疑的。自古以來，中國的皇室及民間均有進供物品于寺廟宮觀的傳統。雖然，民間的供品在種類、製作工藝及精美程度上無法與皇家媲美，但這些供品也是呈多樣化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施捨供器的方式以得到神靈的保佑，因此，反映了民間的宗教意識和信仰。隨著社會史研究的深入，已有學者從供器的角度來探討某一時期的宗教意識及信仰狀況，如葉耿瑾從明代瓷質供器中看其時的宗教信仰及意識^（5），拓寬了民間宗教信仰的研究視角。武當金殿銅護欄上的銘文不僅數量多，而且保存狀況好，為我們探討明代真武信仰提供了極好的第一手資料。

據我們數次上金頂抄錄的情況，銅護欄上均有銘文，不過由於歲月和人為的磨損（在金頂，當地導遊告訴遊客逐一撫摸銅護欄能帶來好運，遊客多會撫摸一圈），有些銘文已模糊不清，有些因在背面而又無法轉動而沒有抄錄，總計我們共抄錄了 96 根銅欄杆上的銘文。這些銅護欄以家為單位捐造為主，也有個人、同事、香會捐造的，亦有多名信士或信女為單位捐造的。位於四角的方形銅護欄由多個單位捐造，圓柱形的則一般由一個單位捐造，唯一例外的是有二根由兩家人共同捐造。銘文有短有長，短的僅記有捐造者的名字，如“張舉同造”、“滇官張元卿造”；長的多達數十字，如“雲南省城蔣門信女馬氏普信同男蔣弘忠、李氏普妙同男蔣弘孝，祈求自身清吉，功名顯達；袁門陳氏普眾同女三姐、男□弘基，長命富貴、蔣門權氏普廉同女二姐、男弘謨、弘烈、弘猷，長命富貴。萬曆拾玖年拾壹月”。銘文一般以記載捐造者的名字和心願為多，“信女陸氏發心敬造欄杆，祈保吉祥如意”、“雲南大西門外信士郭世松敬造壹根，祈保吉祥如意”，即為典型兩例。

從時間上看，銘文中有具體時間記載的有 13 個，分別是：“萬曆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萬曆十九年九月一十九日”、“萬曆十九年玖月初十日”、“萬曆十九年拾壹月”、“萬曆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萬曆十九年九月初九日”、“萬曆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萬曆辛卯歲季春”、“辛卯歲造”、“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辛卯年孟冬”，“庚寅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辰時”（即萬曆十八年）、“大清乾隆三十二年孟春河南直隸汝州寶豐縣”，萬曆辛卯年即萬曆十九年。庚寅年捐造的一根，時間也到了年末，至於惟一一根乾隆年間所造，疑為原先一根有損壞，為後來來自于河南的香客所補入。

從捐造者的籍貫來看，或注明為雲南人，或在雲南任職，或未注明是何處之人，但從銘文可明顯看出是雲南當地人，另標有來自江西、湖廣、江浙等地之人，下麵將標有籍貫而非雲南之人的捐造銘文羅列于下（銘文無法識別的單字用□代替；大面積漫漶或受損缺失的，用……表示）：

1. 雲南巨津州吏目，今升江西萍鄉縣主薄緣陳嘉、祿緣人肖氏，男陳素蘊，孫可立、可權、可大。雲：嘉系四川內江縣人，誠心鑄造壹柱于玄帝老爺金殿柵欄，勒之永久，伏祈庇祐。

2. 雲南信士張玉，妻張氏，原藉陝西商州人。敬造銅柱一根，奉上祖師聖前，祈保在堂恩主及父母，增福延壽；過去父母，早得超升；自、妻、女、婿，百事順美，吉祥如意。

3. 雲南省城信士邢魅，妻陳氏。原系浙江錢塘縣人，發心敬造欄杆壹柱，奉上祖師聖前，願在堂恩主，增福延壽；祈過去父母邢明鐘、□氏，早得超升；保自身百事順羨，吉祥如意。

4. 五都客民金堯南，妻劉氏，一誠發心敬造……

5. 溫州縣人氏商寓雲南省城雲津橋李店居信士王榮，室人羅氏，鑄造銅欄杆一根，祈保清吉，求謀遂意，合宅均安。

6. 湖廣黃州府麻城縣民王明德同氏汪氏大女童……

7. 江西撫州府金溪縣信士唐堯左仝妻鄒氏、張氏、孫男□□捨憲□，保千祥如意。

8. 江西撫州金溪縣拾壹都王俸五，妻何氏善捨，信官嚴揖，共造銅柱。

9.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信士胡崇適寓雲南省雲津橋奉造。

10. 江西撫州高安洪山鄉弟子劉瓊山，發心敬造保清吉。

11. 江西撫州府金、臨二縣人氏，信士熊祿十、黃增二、胡正四、李諫十六商寓雲南省買賣，四人同心合造大銅壹根，為保各家清吉、人眷平安、買賣亨通、嗣息衍慶。萬曆十九年十一月初一良旦 謹立。

12.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信士胡崇夏，室人王氏，寓……雲津橋。

13. 萬曆辛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信士江西臨川縣民饒啟四，室人王氏，女饒氏、九姐，男□四、春五，男婦黃氏、孫男饒之龍，發心□□銅欄杆壹根，吉祥如意。

14.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五都王嘉賓，同母親□氏喜舍，祈保母壽□無疆，萬千如意。

上列 1，四川內江縣陳氏捐助銀兩之時曾任雲南巨津州吏目，銅欄杆鑄造完工之際，已升為江西萍鄉縣主薄；2 和 3 標明原籍，表明他們曾是移民身份，現已入雲南籍；4、5、9、11、12 表明捐獻者現是客居於雲南的外地人，尚未入雲南籍；6、7、8、10、13、14 捐造之人到底是生活於原籍，抑或是客居於雲南，銘文未指明。從銘文中絕大部分捐獻者或是雲南人，或在雲南為官經商來看，發起和組織這次大規模捐獻之人就在雲南，不太可能為 6 根銅欄杆再去湖廣和江西募捐；江西籍之人均來自同一府，即撫州府，9、11、12 又明確標明他們在雲南省經商，其餘來自江西的人當也是在雲南經商，來自湖廣麻城的一家人也應屬此類。隸屬于黃州府的麻城縣，明清時曾是湖廣移民輸出最多的縣之一，以至於湖廣的移民常常以麻城孝感鄉為冒籍物件^（6）。而撫州與吉安是江西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7）。包括撫州人在內的江西商幫主要以雲南、貴州、四川為勢力範圍。撫州籍學者艾南英說：“隨陽之雁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都成聚於所”、吾鄉“富商大賈，皆在滇雲”（清艾南英《天傭子集》卷九《白城寺僧之滇黔募建觀音閣之疏》）。史載明代滇黔“無論通衢僻村，必有江西人開張店鋪，或往來貿販”（明徐世傑《榆溪集選·楚遊詩序》）；有所謂“雲南全省撫人居什五六……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明王士性《廣志繹》卷五《西南諸省》）；雲南臨安府一帶“自遠方服賈而來者，西江之人最多，粵人次之，蜀人又次之”（光緒《臨安府志》卷 7），所謂“西江之人”即指江西人。據記載，當時姚安軍民府一帶江西和浙江商人便達三至五萬人之多（《皇明條法事類纂》卷十二《雲南按察司查究江西等處客人朵住地方生事例》）。清初劉昆在《南中雜說》載，清代初年江西一省在雲南經商的人便有“數十萬人”（劉昆《南中雜說》）。在雲南東北，有“遍地江西”之稱（民國《昭通縣志稿》卷 6）。難怪在昔日的雲南流傳著“做買賣的都是老表，巧手匠的都是老廣”^（8）。老表即指江西人。

由此可見這些銅欄杆的捐造當由專人在萬曆十八年（1590）年末所組織，至次年年末捐獻完畢。

金殿后左邊方形立柱上有銘文曰：

雲南府學生員吳宗文、父親吳世宗、母劉氏、妻黃氏、花男冬徇，上同募舍銀二兩造銅柱，祈保父母安康，夫妻和樂，買賣亨通，功名顯遠，吉祥如意。

這是唯一能見到的載有具體捐贈數的銘文。不過據此我們可推斷，捐獻者捐獻的是銀兩。銀兩收齊後，由發起人統一組織鑄造，再請人專程運至武當山金殿裝上。在我們抄錄的銘文中，有六條載有運送之人的名字或籍貫：

1、信士孫譁造。陝西三原縣豆村裏信士王希宰、男王汝淵腳力。

2、雲南省城居信士陳獻之虔誠齋沐敬造。陝西三原縣東陽裏信士楊舒、男繼春出腳力。

3、信士楊寬造。蒲州張華里信士張永習出腳力。

4、滇南信士周作訓、妻嚴氏，為因祈保母周氏百年長壽□□□□□造。陝西三原縣信士雷霖腳力。

5、信士王敬、妻江氏、在堂母冒氏、姪男王元禎共祈保吉祥如意。……宋大壽出腳力。

6、雲南布政司承差李承榮、同妻李氏、張氏、在堂母施氏，共秉虔誠，求子嗣福壽，于辛卯歲造。山西尚平縣信士張進道腳力。

六條之中，有五條載明“腳力”的籍貫，三條出自“陝西三原縣”（即今陝西三原），兩條出自山西，一為山西蒲州（治今山西永濟縣西南），一為山西尚平縣。我們猜測運送之人多來自於陝西、山西。前三條銘文，捐造者用較大的字體刻出，“腳力”則用小一些的字體刻出，以顯示出兩者的差別；後三條則在字體上無分別。由於從雲南到武當山路途遙遠，銅欄杆重量不輕，故體力稍差的要由兩人（多為父子）運送。

綜上所述，環繞于武當山金殿四周的青銅護欄是明萬曆十八年年末至十九年由專人組織化緣，由雲南昆明地區及附近的士庶官商（包括雲南當地人和僑寓之人）——“奉道信士”捐資後，在當地統一鑄造，雇請陝西、山西等地的農民專程運至武當山組裝而成。至於捐資之人是否都隨銅欄杆來武當山進香已不可得知，估計會有一部分隨搬運隊伍前來，以示虔誠。

（二）

從銘文的內容來看，明代雲南真武信仰的特點有如下幾點：

一是在一年的時間裏，能完成這樣規模的捐造，足見至明萬曆年間（1573-1619）雲南地區真武信仰的興盛。

道教信奉的真武大帝，來源於中國古代宗教中的玄武崇拜。六朝時期玄武作為四靈之一被納入道教神系，作為北方的守護神。玄武受到官方祭祀的文獻記錄出現在北周，到唐代已有專祠，不過其身份的顯著改變則是在宋代。自宋真宗封真武為靈應真君以後，真武神格逐漸提高，成為官方和民間極為尊崇的道教大神。明代，尤其是明初的成祖極力推崇真武，大力營建武當宮觀，使真武信仰達到鼎盛，香火迅速遍及全國。宋元時期，因屬邊陲之地，雲南尚不見有真武信仰的記錄。真武信仰是隨著明初漢民族的大量徙滇而進入雲南的。從明初伊始，中原朝廷加強了對雲南邊疆的墾殖，大批的漢人通過屯田、經商、戍邊等方式紛紛湧入雲南，使雲南境內的漢族人口比例劇增，故歷史學家方國瑜先生稱：“明代為雲南居民族屬的巨大改變時期。”^（9）隨著漢民族的大量入滇，多為漢族信奉的道教也被攜入雲南。道教宮觀神祠在雲南各地建立起來，促成雲南道教逐漸走出元以來的沉寂而進入興盛時期^（10）。從真武廟興修時間上看，天一閣所藏正德《雲南志》及景泰《雲南圖經志書》、明李中溪《雲南通志》、民國《新纂雲南通志》等凡記載始修年代的，均是明以後所建，說明真武廟是隨著大一統王朝的重新確立、政治、經濟交往日益頻繁、以及中央王朝對原始宗教有目的的引導與控制的背景下進入雲南地區的。地方官的宣導和大量內地移民的湧入起了重要的作用。段玉明、藍勇先生在研究西南寺廟文化時，都已注意到明代雲南地區的真武廟、土地廟、城隍祠之類興建尤多，以為這與雲南地區移民以江南籍和江西籍為主，特別是江南籍移民尤為突出有關。因為，在江南一帶，自宋以來，真武、城隍、土地神信仰興盛^（11）。的確，大量的史料證實，明代移入雲南的漢人中，特別是以昆明為中心的地區，以江南地區尤多。明謝肇淛《五雜俎》卷 4《地部二》雲：“高皇帝既定昆明，盡徙江左諸民以實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風俗語言，皆與金陵無別。”永昌（治今雲南保安）一帶“明初遷江南人入居此地，故其習尚與江寧相仿佛，是以號小南京也……語言服食儀禮氣習大都仿佛江南”（光緒《永昌府志》卷 8），明代王士性也記載道：“（永昌）而其人反紅顏白皙，得山川清麗之氣，而言語服食，悉與陪京同”（王士性《廣志繹》卷 5《西南諸省》）姚安（即今雲南姚安）“漢人多吳贛楚籍人，明初隨征入籍，言語清晰大類中州”（民國《姚安縣誌》卷 54）。故明代人稱雲南“與吳會同風”、“衣冠文物風俗言語皆與金陵無別”（章潢《圖書編》卷 42、謝肇淛《五雜組》卷 4《地部二》）；清劉盛堂在編著《雲南地志·上·人民二·種族》時亦總結到：“雲南漢人在明以前者已遷至遼東、山東，今之漢人則明初自江南遷入也……”；其《人民四·風俗》篇則曰：“漢人皆徙至江南，吉凶之禮，往來之儀，一本南京，近數十年夷俗盡改從漢。”

明清時期，雲南真武廟廣布於各府州，這從光緒《續雲南通志稿》卷 64《祠祭志》所雲“真武觀各州縣俱有”、“北極宮各州縣皆有”即可為證。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曾遊歷過今雲南的昆明、大理、騰沖、保山、臨滄、紅河等地區的近 20 個縣市，在《徐霞客遊記》中留下的 12 篇《滇遊日記》裏，記載了這些地區的道教宮觀神祠近百處，其中的真武廟、真武祠載有多處，如西山的玄帝殿、真武宮，嵩明縣城西北的玄帝殿，晉甯縣金沙山中的真武殿，雞足山的玄武廟、真武閣及洱海的玄武閣^（12）。

真武信仰之所以能在雲南迅速興盛，與官府的宣導也是分不開的。雲南各地真武廟多源於地方官的倡議或興建。最典型的一例是明萬曆三十年（1602），當時的雲南巡撫陳用賓命人在昆明東北郊的鳴鳳山仿照湖北武當山太和宮內金殿式樣鑄成真武殿，亦稱“金殿”，用以供奉真武大帝。金殿外面同樣仿武當山太和宮築磚牆、城樓、宮門環護，亦稱太和宮，俗稱銅瓦寺。銅瓦寺建成之後，很快成為雲南真武信仰的中心，每年三月三真武聖誕之日吸引了昆明及其周邊地區的人朝拜真武帝。

與真武廟具有實體形態相比，三月三真武節更多具有一種“虛態”。但節慶活動在民間有很強的延續性，可以更好地反映民間信仰的濃烈程度。我們以《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西南卷》（下）（表中簡稱西南下）及《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所引材料列表如下：

雲南真武誕節一覽表

從時間上看，真武誕節的記載時間均為清以後材料，不過作為文化現象之一的民間節日活動具有很強的傳承性，更何況民間節日從形成、到為大眾所接受，直至進入文獻記載會經歷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清初以後的記載恰好證明此風俗當形成於明代。

我們曾主要依據六卷本《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收 1744 種方志）、《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天一閣藏明代方選刊續編》、《明代孤本方志選》、《清代孤本方志選》（包括第 1、第 2 輯）、《中國西北稀見志續編》（一）等資料，對真武誕節分省區統計列表如下：

由於地方誌文獻存在的諸多不如人意處（各地現存數量不等，方志修撰人對民間信仰活動不重視，或根本不予記錄等），這樣的統計不可能精確地反映各地真武信仰的狀況，但在現有的史料中，雲南真武節記載數量之多則是不爭的實事，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雲南真武信仰在民間強大的生命力。

二是從銘文所載捐獻者的身份來看，真武信仰遍及各個階層，有官吏、生員、普通民眾、商人等。

銘文所載捐獻者的身份，以官吏身份捐助的有 21 個家庭或個人，其中“黔府參隨阮大觀”一家捐造了三根（我們只抄錄到兩根，可見在未被抄錄的當中，有一根是阮大觀一家捐造的），雲南省城鄉官參議高任重夫婦捐造兩根。這些官吏多屬中下層官吏，如“布政司通吏、布政司信吏、布政司吏、廣南掌印指揮、黔府參隨、巨津州吏目、雲南前衛舍人、雲南司廣南衛在所舍人、雲南前衛千戶”等；生員捐造的有 8 個家庭或個人；而普通信士則有 63 個家庭、個人或團體，其中由純女性捐造的有 6 根，或是個人，或是姊妹，或是多名信女共同出資捐造。在捐建團體中，道觀也起了作用。金殿前有一根銅護欄銘文曰：“信士賈嘉賓、丁學詩、楊俸。雲南真慶觀鬥會奉。劉武朝、黃高、胡於量。”由多名信士和真慶觀鬥會出資捐獻。真慶觀位於昆明城東，是昆明著名的道觀，由真武祠擴大改建而成，奉祀的主神為真武。在普通捐獻者中，引人注目的是商人，在銅欄杆上載明祈求的心願中常有“買賣亨通”的字樣，如有根銅欄杆上端刻“男婦王喜造欄”，下端有“信士吳同、妻彭氏、男吳啟、男婦王橋保、孫女□英、梅英喜造欄貳根，共保買賣亨通，吉祥如意”。前引“江西撫州府金臨二縣人氏信士熊祿十、黃增二、胡正四、李諫十六商寓雲南省買賣，四人同心合造大銅壹根，為保各家清吉、人眷平安、買賣亨通、嗣息衍慶。萬曆十九年十一月初一良旦謹立”。這些捐獻之人為商人應無疑問。這其中又以雲津橋居住的商人為多。除上文敍述捐獻者籍貫之時談到的來自於浙江溫州和江西撫州府商人外，尚有二根銅欄出自雲津橋信士和信女之手：“雲南省下雲津橋信士孫舉同、妻姜氏、□男孫大立、孫大智保自身，喜造銅欄杆壹根”；“雲南布政使雲津橋西北居住信女（多人，名字省略）”。據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卷 1《雲南布政司》記載，雲津橋在昆明城東“二裏許，當通衢，所跨者即盤龍江之水，自商山之麓流過郡城，所為‘縈城銀稜河’者是也。”雲津橋舊名大德橋，草創於元代，以樹木架之而成，屢為洪水摧毀。明洪武癸酉年（即洪武二十六年，西元 1393 年）西平侯沐春改為石制，橋亦改今名，“以其當雲南之要津，故名”。正因為雲津橋位居要道，故其周圍成為商賈雲集之地，雲津橋也成為昆明商業熱鬧地之一。

來自於社會各階層的捐獻者，有 56 家以家為單位捐造，其中 1 家捐有三根，1 家捐獻二根；有 19 名單個個人捐造者，其中有 2 人與別的家庭合捐一根，1 人與別的家庭合捐二根；同一衙門的吏員 4 人合捐一根，另有由多名信士或信女組成的 11 個團體集體捐造，多則 20 餘人，少則三四人，可見銅欄杆的捐造以家庭為主，占到了總數的 64%。

三是從捐獻者多來自于昆明來看，雲南真武信仰當以昆明地區為最盛。

從標明捐獻者的居住地來看，大部分即 45 個家庭或個人居於雲南省城，即今昆明，我們估計沒有標明籍貫或居住地的當也在昆明；其餘有“廣南”、“黔府”、“嵩明州”、“巨津州”、“晉甯州呈貢縣”、“雲南司廣南衛”、“雲南前衛千戶”、“真慶觀鬥會”，“廣南”、“雲南司廣南衛”即廣南衛，廣南衛、“嵩明州”、“晉甯州呈貢縣”、“雲南前衛千戶”均屬雲南府管轄，在今昆明附近，而所謂的“黔府”亦指雲南府；“巨津州”屬麗江府，看來捐獻者來自于昆明及附近地區。這一方面與組織者在昆明活動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雲南真武信仰以昆明地區為最盛。明代雲南真武廟的修建，昆明地區不僅數量多，而且廟宇的規模大，影響大^（13）。上述真武節的資料，有 4 條屬昆明（序號 3 -6），序號 1 - 2 雖明為雲南一省風俗，但所記也是以昆明為主，如乾隆《雲南通志·歲時民俗》雲：三月“三日，謁真武廟，或于西山羅漢寺，或東之鳴鳳山金殿，或先期赴易隆中和山，行兩日程，或負香之襄陽謁武當山，往返數月”。與光緒《昆明縣誌》、民國《昆明縣誌》的記載類似：其《歲時民俗》條載：三月“三日，謁真武廟，西則于羅漢壁，東則於鳴鳳山之銅瓦寺（即太和宮，亦曰金殿）。舊志雲：或先期走嵩明中和山，雖裹糧行數日程，不憚也。”值得注意的是，昆明人為慶真武誕，不僅拜謁本地真武廟，而且不遠千里，遠赴湖北武當山進香。而嵩明州（即今縣）亦為雲南府（表中序號 12）的屬縣。在 19 條雲南真武誕資料中，昆明佔有 7 條，顯示出此區域真武信仰的興盛。

四是信仰的現實性和功利性。從銘文所祈求的心願來看，以“闔家清吉”；“功名顯達”；“增福延壽”；“子嗣綿綿”；“買賣亨通”；“百事順美”；“早得超升”為多，現舉三例：

雲南府儒學生員高如玉、高如嶽敬造銅欄杆一柱，奉上祖師聖前，祈保母王氏增福延壽，亡父高清超生淨界，如玉如嶽，功名顯達，山氏、張氏身躬清吉，子嗣綿綿，花男喜哥災障消除，碩賜吉祥如意。

大明國雲南省城永清門內居住信官李鎧、室人馬氏敬造，祈保夫婦壽命延常，吉祥如意。辛卯年吉旦。

大明國雲南黔省城內居住善信何邦彥、同母王氏、妻□妹、二姐、男存得，共秉一誠心奉造，祈保闔□壽綿清安，萬事吉祥如意。

一般捐助者所求較為籠統，因此祈求事項有多項，也有專為求子、去疾而捐獻的：

庚寅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辰時三，為因求子建立銅柱一根。

雲南府學稟膳生員夏世泰、妻毛氏，為因祈嗣求保清吉，發心施造。

雲南省城卿官繆氏□□成氏，為因疾祈保平安清吉，壽命延永，發心敬造銅欄杆壹根。萬曆十九年九月初九日告許。

統而言之，捐款獻者所祈求的範圍包括身後世界與現實世界兩大類。從南朝開始，宗教信徒的祈求款內容已經涵蓋了這兩個世界的事物，而以為亡父亡母敬造神像，使之“早登瑤土”為多。至明以後，這一情況出現了變化。在瓷制供器供養款中的祈求事項與佛龕內的祈求款所體現出來的卻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一切^（14）。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在銅欄杆中，我們見到了惟一的一例專為亡父所捐：

雲南府學生員徐文遠為因亡父徐俊敬造。

另有三根有祈求亡父母“早得超生”的願望，如上引“祈保在堂恩主及父母增福延壽，過去父母早得超升，自妻女婿百事順美，吉祥如意”；“亡父高清超生淨界”；“祈過去父母刑明鐘、□氏早得超生”。

除此而外的祈求心願——無論是官員的，還是普通百姓的——均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一切，表明明代士庶的宗教意識日益趨於現實化與功利化。北魏以來，一直延至宋代，石窟寺祈求款中所包含的國家意識和國家觀念 ^（15） 至明代已難覓蹤跡。這種轉變不僅在石窟上，還是在瓷質供器上，亦或是在武當山金殿銅護欄上都足以為證。

注釋：

1．[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 174《宛委餘編》。

2．[明]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五嶽遊草》卷 6《楚遊上·太和山遊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頁 125。

3．王光德、楊立志《武當道教史略》，華文出版社 1993 年版，頁 220-221。

4．楊立志《武當進香習俗地域分佈芻議》，《湖北大學學報》2005 年第 1 期。不過，文中所引幾根銅欄杆上的銘文，不僅與我們的抄錄個別文字有差異，理解上也有不同。

5．葉耿瑾《明代民間瓷質供器中的宗教信仰及意識》，《南方文物》2004 年第 2 期。

6．關於麻城人移入四川及眾多移民願以麻城孝感鄉為冒籍物件的原因，參見張國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頁 67-73。

7．請參方志遠《明清江右商研究》，載方志遠、陳金鳳主編《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學術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8．藍勇《西南歷史文化地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頁 72。

9．方國瑜《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下冊），中華書局 1987 年版，頁 1132。

10．郭武《道教與雲南文化——道教在雲南的傳播、演變及影響》，雲南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版，頁 148-149。

11．段玉明《西南寺廟文化》雲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頁 33、表 1 -6、表 1 -8；藍勇《西南歷史文化地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頁 190。

12．徐霞客著、褚紹唐、吳應壽整理《徐霞客遊記》（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頁 681、750、761、824、906。

13．梅莉《明清時期的真武信仰與武當山朝山進香》，2003 年武漢大學博士論文，頁 59-60。

14．葉耿瑾《明代民間瓷質供器中的宗教信仰及意識》，《南方文物》2004 年第 2 期。

15．侯旭東《造像記所見民眾的國家認同與國家觀念——北朝村裏社會研究之一》，鄭振滿、陳春聲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員安志《陝西富縣石窟寺勘察報告》，《文博》1986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