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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道教在 21 世紀使命的思考
趙匡為，原國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王宜峨，中國道教協會《中國道教》副主編，副研究員。
1999 年，舉國上下一片歡騰，用各種方式喜迎新千年，每個人都為自己能跨入 21 世紀而感到無比榮幸。但與此同時，人們不能不嚴肅認真地面對一個問題：在新世紀如何應對新的機遇與挑戰？我們每個人在新世紀肩負的責任又是什麼？具體到對道教文化的發展也是如此。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道教文化與當代社會生活”。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題目。在世紀之交，大家能會聚一堂，研討這樣一個問題，對於道教文化在新世紀的走向意義深刻。下面就一些不成熟的思考，談幾點看法，供在座的道教朋友和專家學者參考。
道教文化與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種宗教文化能像道教文化那樣貫穿於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沒有一種宗教能像道教那樣與中華民族的興衰，有如此密切的聯繫。從廣義上講宗教是一種文化現象，是一種帶有信仰的文化現象。因此，一般來說，每一種宗教都有兩個層面，信仰層面和文化層面。宗教信仰是宗教文化的核心與靈魂，而宗教文化是宗教信仰的最常見和最廣泛的表現形式。在通常情況下，人們說到道教，事實上包含了道教的信仰和反映這種信仰的各種文化現象。我國現存的五大宗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只有道教是本土宗教。外來宗教的信仰和與信仰相聯繫的宗教文化現象大體上與這一宗教的傳入是同時的。道教則不同。道教信仰和道教文化的許多內容都是承襲了中華民族古老文化傳統，在道教形成之前早已存在。道教正式形成於漢末，它卻繼承了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不僅保留發展了我們祖先對神仙的信仰，而且也繼承了包括宇宙生成觀、自然觀、生死觀、人生哲理等思想觀念。使我們在研究與探索道教思想深邃的內涵的時候，不得不經常要追述到道教正式形成之前，甚至有時要追溯到中華民族的上古時代。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另一個事實：明清以後，雖然道教作為統治者認可的宗教，其社會地位日益下降，但在民間卻依然十分興盛，道教文化與道教信仰的許多內容被融入民間信仰之中，直至今天其對群眾特別是對廣大基層群眾的影響沒有太大改變，事實上依然扮演著我國意識形態領域主要精神支柱之一的角色。因此，我們不能因為今天道教宮觀相對較少，而忽視道教文化在中國的社會地位和它的社會影響。
因為道教文化與中華民族如此密不可分，作為宗教的道教的興衰也與中華民族的興衰息息相關。在近代史上，當中華民族步入苦難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包括道教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遭到普遍輕視，道教也就成為最沒有社會地位的一種宗教。1949 年 10 月，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結束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受歧視的年代，道教也因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雖然道教也同其他宗教一樣受到了“左”的錯誤思想路線的衝擊，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但是新中國的強盛給道教發展帶來的機遇，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這裏，我們不能不對以已故陳攖甯會長為代表的老一代新中國道教事業開拓者們表示敬意。這位曾在舊社會為道教文化復興而四處奔走、倍受磨難的道教學者，在新中國成立後與其他道教工作者一起，為道教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們成立了中國道教協會，實現了中國道教徒在愛國基礎上的大團結，並把重新整理研究道教資料和培養道教人才作為中國道教協會最主要的工作來做。也許今天看來，那一時期的成績與今天相比已微不足道，然而今天道教文化研究的欣欣向榮，不正是在他們辛勤耕耘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嗎？老一輩道教工作者這種高瞻遠矚、艱苦奮鬥的精神，表現出了高尚的愛國情懷。五千年中國歷史給道教留下了最寶貴的遺產，就是：它與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融合一體的聯繫，具有對中華民族命運的鮮明認同感和對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強烈責任感。因此可以相信，在新世紀振興中華的偉大事業中，道教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將繼續對全世界所有華夏子孫產生巨大的凝聚作用。
道教文化與二十年改革開放
二十年來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建設帶來的巨大發展和變化，現在已經被全世界所公認。對於中國的宗教，許多宗教界領袖都一致認為，改革開放這二十年是中國宗教最好的歷史時期之一。道教由於它與中國傳統文化深遠的淵源，由於它具有的深厚民族底蘊，由於它同中華民族密不可分的聯繫，相對來講變化與發展也是最大的。這一點，只要從二三十年代陳攖寧老先生孤身奮鬥、幾起幾落的坎坷遭遇，同今天在這裏召開的大會作一比較，就不難得出結論。
改革開放二十年，道教發展的狀況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首先，從道教信仰的層面上講，由於宗教政策上的“左”的錯誤路線與做法，得到了切實地糾正，群眾的道教信仰受到了法律的保障。現在，道教將在社會社會長期存在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全國道教活動基本正常，廣大道教信徒正與全國人民一道奔小康，並為能在新世紀使中國的經濟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而努力奮鬥。
其次，從道教文化的發展上講，二十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國內與國際的重視，帶動了傳統文化的復興。作為傳統文化中古老的一員，道教文化也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關注，獲得了發展的機遇。新《道藏》的編撰、《藏外道書》的出版、幾種《道教大詞典》的並行於世、數以千計的關於道教人物、道教歷史、道教教義、道教宮觀、道教文化的專著與論文發表，這樣的繁榮景象，可以說，是一百多年以來，從不曾有過的。
第三，從道教主張的道德思想影響上講，在社會初級階段，宗教中的許多積極思想，對於團結人民和穩定社會仍起著積極作用。和道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一樣，道教主張的許多道德思想，實際上是繼承與吸納了中華民族許多傳統美德。道教所遵循的“道法自然”，不僅是協調人與自然關係的重要準則，同樣也可以成為協調人與社會關係的一條重要準則。道教教導信徒要力行正義、抑惡揚善、濟世利民、崇尚自然等思想，至今在中國民眾中特別是廣大基層群眾中，有十分廣泛的影響，仍在起著協調社會關係和規範人們思想行為的重要作用。
第四，從道教服務人群的社會功能上講，中國道教協會，以及遍佈全國各地的地方道協和宮觀組織，在宗教上，它們幫助道教信徒實踐宗教信仰上的各種要求，代表道教信徒的合法權益，培養道教教職人員，組織道教的對外交流；在文化上，它們擔負著發掘、整理、保管、傳播道教文化的重大使命。許多古老宮觀，以及宮觀建築和宮觀內的收藏品，都具有極高的文化內涵，不僅代表古老的道教文化，而且是中國文化遺產不可多得的精品。在經濟上，它們積極動員和組織道教信徒參加各種社會建設，道協組織與宮觀自身也努力根據自己的條件，開展力所能及的活動，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做貢獻，湧現出了不少先進集體與模範個人。
第五，從維護祖國統一的貢獻上講，道教處於得天獨厚的地位。道教作為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一部分，深受全世界炎黃子孫的青睞。無論是海峽彼岸的臺胞，還是旅居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無不把道教信仰與道教文化看做是延續中華民族傳統文明的重要內容，看成是維繫中華民族民族感情的重要方面。因此，二十年來道教間的文化交流，也就起到了聯絡全世界華僑華人、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總之，改革開放二十年來，道教作為一部分群眾的精神需求和大多數中國人熟悉的文化現象，不僅得到了發展，而且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改革開放二十年給我們最主要的啟示，就是：道教和道教文化應該而且完全可以與社會社會相適應，並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由此，完全可以斷言，道教文化在新世紀中國更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將繼續發揮自己應有的積極作用。
道教文化與即將來臨的 21 世紀
我們現在已站在了 21 世紀的門檻上。有人斷言：21 世紀是亞洲的世紀，還有人預測：說 21 世紀將是屬於中國的。21 世紀中國經濟會有更大的發展，根據學者的估計，照目前的發展速度，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將從現在的世界排名第七，到 2020 年有望達到排名第四，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到 2050 年，即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爭取達到人均 4 千美元，成為世界中等發達的國家。民族經濟的新的騰飛，必將帶來民族文化的新的繁榮。道教和道教文化在新世紀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
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人類社會只有物質文明是不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缺一不可。發展經濟是硬道理。沒有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就不可能建立高度的精神文明；同樣，沒有與物質文明發展相適應的精神文明，社會穩定就受到影響，也不可能有物質文明的持續發展。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辨證關係。新的世紀中國將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只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才會使我國更好地把握各種機遇，以最快的速度縮小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轉型、分配制度上的變化，對原有生活方式的衝擊，也會在相當多數的群眾中帶來心理上的不平衡，由此引發出許多新的矛盾。社會需要穩定、需要秩序、需要精神文化方面的正確引導、需要建立良好的社會道德倫理予以維護。
江澤民主席 1999 年 3 月在參加全國政協民族宗教組會議時，對宗教與社會社會相適應的政治前提作了明確地闡述。他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社會相適應，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信教群眾要遵守社會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必須在法律範圍內活動；二是宗教活動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宗教界人士要愛國、進步，要為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發展多做貢獻。我國宗教界有愛國的好傳統，要繼續發揚光大。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團體要運用自己的影響，
引導信教群眾愛國守法，抑惡揚善，服務社會。”
一切宗教都有他自己的信仰追求，例如道是道教的最高信仰，道教相信人通過修煉可以得道成仙長生久視。只要在社會行為上遵守國家法律，這種信仰追求就享有自由的權利，得到社會的尊重。同時，任何宗教又是屬於當代人的宗教，都不可能離開與現世社會的聯繫，如果與現世社會格格不入，就無法生存下去；如果仇視社會、反社會，則會墮入邪教的泥坑，被曆史所拋棄。傳統宗教的生命力就在於它們能不斷地調整自己，同社會發展始終保持相適應的態勢，成為全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道教繼承了中華民族傳統社會道德和倫理道德，曆來十分重視積功累德、奉行善事，要求信徒“為道者當先立功德”，認為“欲求天仙者，要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①。中國道教協會會長閔智亭道長在今年二月出版的《道教雜講隨筆》一書中指出：“概括來說，凡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都是道教繼承和發揚的優良傳統。這正是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道教才具有的。具體說，道教的優良傳統是重現實，重人生，不反對科學，力爭掌握生命的主動權，認為我命在我不屬天地。在社會生活中，既不追求功利的‘入世’，也不專注悲觀的‘出世’，而要牢牢掌握這兩種處世法來進行品德修養”。“行入世法，是為社會人類做好事，力行正義，苦己利人，抑惡揚善，謙虛忍讓，寬宏大量，正身修身，戒除詐偽，行為端正，不謀私利，慈悲惻隱，導人向善。行出世法，必須從入世的積功累德做起，德業不雄厚，要去做出世的修煉是不可能得道的。”(94-95 頁)。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張繼禹道長在今年《中國宗教》第一期上發表的題為《祝福新千年》文章中指出：“道教的發揚光大，需要走出一條更新發展的路。”他認為：“道教的更新發展，不在於她的外在形式的變化，而在於讓她的思想文化與當代人的生活緊密結合起來，給人們的生活以啟迪。所以在新千年開始之際，我們積極倡導生活道教。所謂生活道教，就是要將道教的精神、道教的智慧從各個方面貫徹到人們的生活中，立足於生活，利益於生活，圓融於生活，從而達到不離生活而又昇華生活的目標。即由人道而至仙道”。他說：“我們期盼，道教的生活態度能夠引導人們正確認識自我，正確認識人生意義，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陶冶情操，高尚道德，昇華精神，從而創建美好的人生、和諧的環境”(《中國宗教》2000 年第一期 31 頁)。
閔智亭會長和張繼禹副會長的上述主張，是對道教歷史的高度概括，也是對新世紀道教發展方向的深刻思考。發揚道教“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和“讓道教的思想文化與當代人的生活緊密結合起來”，就可以使道教在保持原有信仰不變的情況下，按照江澤民主席的要求，引導信教群眾愛國守法，抑惡揚善，服務社會，為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發展做出更大貢獻。要達到上述的目的，將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有不少事情要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首先，要繼承道教優良傳統，就有一個揚棄幾千年歷史積澱下來的糟粕問題。需要認真發掘和大力弘揚道教中為中華民族公認的積極健康的思想，並在道教中形成一種共識，逐步得到社會的認可，造成一種社會氛圍，使越來越多的信教群眾自覺地接受與貫穿到實際中去。其次，道教信徒的信仰素質往往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水平有著密切的關係。提高大多數道教信徒的信仰素質，僅僅依靠正確的道教文化傳播是做不到的，最主要的還是要依賴於整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提高全社會的思想修養素質。因此要更自覺地引導和動員廣大道教信徒參加社會兩個文明的建設活動，使他們在建設社會的過程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水平。第三，要造就一支高素質的道教教職人員隊伍。需要不斷努力改善道教教育，使多數道教教職人員對道教教義的真諦有較深刻的理解，同時又能掌握一定的現代知識，瞭解現代社會，與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進程相適應。
誰都知道，21 世紀將是一個資訊技術大發展和經濟進一步趨向全球一體化的時代。新世紀對道教和道教文化發展提出的要求，就是：道教本身必須加快現代化的進程，即在保持固有的信仰的前提下，如何使古老的道教與社會前進的步伐相合拍，跟上現代生活的節奏，立足於現代生活，關注於現代生活，貼近於現代生活，服務於現代生活，使群眾的道教信仰向著更加倫理化和哲理化方向發展。
①《抱樸子內篇·對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