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屹 原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六卷，2002 年 8 月，384—389 頁

《敦煌道藏》（全五冊）

李德範輯，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制中心，1999 年 12 月，2927 頁，1380 元

就數量而言，除了佛教文獻，敦煌遺書中位居第二位的應是道教文獻。但由於客觀條件和研究者興趣所限，對敦煌道經的整理和研究則相對滯後。敦煌道教文獻基本材料的整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儘可能全面地著錄分散於各處的敦煌道經寫本，二是公佈清晰的圖版和相對準確的錄文，兩者結合的成果纔是敦煌道教文獻研究深入的基礎和前提。最早償試對敦煌道教文獻做全面蒐集、整理的是日本學者大淵忍爾氏，他先出版《敦煌道經目錄》（法藏館，1960 年），當時僅著錄了 373 件敦煌道經寫本。經過不懈的努力，到 70 年代末，他著錄的敦煌道經已增加到 496 件（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福武書店，1978 年），並刊佈了 300 多件敦煌道經寫本的圖版（《敦煌道經·圖錄編》，福武書店，1979 年）。從此，大淵氏的《目錄編》和《圖錄編》兩大巨著，成為研究敦煌道教文獻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料集。

然而，隨著各國和各地敦煌文獻不斷新獲公佈，敦煌道經數量也在不斷增長。我在 90 年代末曾做過很不完全的統計，其時已達 610 件（劉屹：《敦煌道經目錄編補遺》，《北京圖書館館刊》1999 年 3 期，115-119 頁）。至今，這個數字還應有所增加。因此對大淵氏兩部巨著的補訂工作，就顯得十分必要。現在看來，這一工作完全可以由中國學者來擔當和完成。首先，據我所知，即將推出的《中華道藏》已將敦煌道經中所有藏外佚經都詳加釋錄，力圖提供一個相對可靠的錄校本，祇是未附圖版。此外，王卡先生正在做一個對大淵目錄的全面和全新的補遺工作，不僅補充著錄大量近年新公佈的敦煌道經，而且還對大淵目錄中定名錯誤和未能比定的殘卷多有補正。這將是一個非常值得期待的敦煌道經目錄。王卡先生此目錄一出，在敦煌道經著錄方面的工作似乎就可暫告一段落。因為敦煌道經數量雖然還會有增加，但敦煌道經的經典範圍已經確定，也許很難再有特別重要的孤本秘籍突然現世，再有的多是比較常見經典的不同寫本碎片而已。

如果說敦煌道經的著錄與釋錄方面或許分別值得期待一個階段性成果的出現，在敦煌道經圖版的刊布方面，可能還要有一段路要走。正如李德范先生在本書《影印前言》中所說：“敦煌遺書已出土百年，至今在國內也沒有見到一部較為完整的敦煌道經集大成的彙編，殊為憾事。”不僅在國內沒有，就是在國際道教學界也一直沒有一部補充和增訂大淵《圖錄編》之作。這與敦煌道經近年新的公佈形勢和前述在著錄和釋錄方面的進展相比，顯然是不協調的。因此李德范先生編輯的《敦煌道藏》在吸收新公佈的成果以補充大淵兩書不足方面具有相當的價值。在任何領域中，對基本材料做這樣踏實的蒐集、整理工作，其人和其書都是值得敬重的。大淵《圖錄編》祇刊佈了 300 多件寫本的圖版，而本書則影印了 500 多件道教相關文獻的圖版。其差別主要在於：大淵祇將每種敦煌道經選擇一個寫本影印，如《度人經》至少有 12 件，大淵在《目錄編》著錄了 11 件，在《圖錄編》祇刊佈 P.2606 一件；而本書則一舉刊佈了 11 件的圖版。使我們可以同時看到一種敦煌道經幾乎全部不同的寫本，這就大大方便了學者翻檢和利用敦煌道經，尤其是對校勘敦煌道經文本的學者而言，更是受益非淺。

本書在刊佈敦煌道經圖版方面將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成果。這樣說，是因為無論從敦煌道經目錄學的角度，還是從圖版的影印、製版等技術角度來看，本書還不能算是在最佳時機的最佳成果。日後如能充分吸收王卡先生目錄的成果，並在圖版方面擺脫對幾十年前的顯微膠捲和《敦煌寶藏》的依賴，纔算具備完成這一工作的必要條件。所以在此，除對編輯者辛勤勞動表示感謝外，主要想就本書的編輯體例和收錄範圍等問題略陳己見，或許對將來編輯一個全新且完備的敦煌道經集成有所幫助。

首先，“敦煌道藏”的名稱是否合適？用這一名稱來稱呼這批敦煌道經，在學界是不多見的。本書沒有說明從何種意義上來稱這些敦煌道經寫本為“敦煌道藏”。如果僅僅是為了給這些道經寫本加個統稱，這是很不準確的。因為“道藏”一般是指一個大規模、成體系的道教經典集成，而且其名稱也不應帶有地區性色彩。如果本書有著將這些敦煌道經寫本與唐代道藏甚至明道藏相比較的用意，就更需要謹慎。以往曾有“敦煌大藏經”之稱，那是將敦煌佛經寫本按照《開元釋教錄》這一中原地區佛經目錄的結構框架重新編排，希望能基本復原出一部曾在敦煌留存的佛教大藏經。但是這樣做首先面臨的問題即：《開元釋教錄》是否適合敦煌當地佛教的特殊情況？其次是如果缺失的經典過多，其復原的意義還有多大？即如“敦煌大藏經”，現在全部敦煌佛經的種類還佔不到《開元釋教錄》著錄佛經總數的五分之一，也就沒有充分的根據來確認《開元釋教錄》與敦煌佛經之間是否有、或有怎樣的對應關係。就敦煌道經而言，已知的 600 多件寫本，祇屬於大約 100 多種道經。雖然我們還不十分清楚唐代道藏的具體構成，甚至連類似《開元釋教錄》那樣的唐代道藏目錄也沒有保存下來，但當時道藏經典的總數不會少於“一千餘卷”（詳見拙稿：《唐前期道藏經目研究：以〈南竺觀記〉和敦煌道經為中心》，即刊）。目前所存的敦煌道經與此數相比，大約祇佔當時全部道藏卷數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通過敦煌道經祇能窺測到唐代道藏很小的局部，因此，用這樣有限的道經而想復原出當時的道藏，實在難以達到。所以我覺得還是慎用“敦煌道藏”之名，直接用“敦煌道經集成”或“敦煌道教文獻集成”比較合適。

其次是目錄體例依照明《道藏》是否合適？本書與大淵兩書的不同還表現在目錄上的變更。大淵兩書都是以《靈寶經目》所載的“古靈寶經”為開始，且具體的經典也依《靈寶經目》為序。而本書則改按明《道藏》經典的排列順序，以《度人經》為開篇第一經。編者說明這是為了方便校勘，但我覺得這種處理方式欠妥。中古道藏的三洞四輔分類法大概从北宋末年开始就被為地搞亂，而大淵忍爾整理敦煌道書的一個貢獻即在於他不拘于明《道藏》的分類法，而是把敦煌道經分為六大部類即：靈寶經類、上清經類、道德經類、雜道經類、道教類書類和失題道經類。這比明《道藏》更接近中古時期道藏部類的實際情況。當然大淵的這種作法未必是最佳的解決方案，在他之外，我至少還見到五種不滿意明《道藏》的分類排列而重新對道藏進行分類的努力。如方廣錩《關於敦煌遺書之分類》（1991 年初刊，此據《敦煌學佛教學論叢》，中國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87-157 頁）明確提出應按照尚待復原的唐玄宗時期《三洞瓊綱》作為敦煌道經分類的標準。蘇晉仁《敦煌道教逸書略說》（《道家文化研究》13 輯，1998 年，1- 7 頁）曾談到對敦煌道教佚經按其實用性進行的分類；朱越利《道藏分類解題》（華夏出版社，1996 年），利用的是通行的圖書館目錄分類法。即將出版的《中華道藏》也將明《道藏》打亂重排，保持三洞四輔的基本框架，對三洞四輔之外的經書則根據不同內容加以歸類。此外還可參丁培仁《道書分類法之我見》（《宗教學研究》1999 年 3 期，20-25 頁）。這些不同的嘗試都是為了擺脫明《道藏》目錄和分類所帶來的混亂。而本書仍然按照明《道藏》的體例順序安排，使得那些明《道藏》失載而卻在唐代影響頗大的佚經，現在就祇能被安排在“失名道經”之前，打亂了各種經典之間的內在聯繫。這樣的安排離中古道藏的體系相去甚遠。

第三，所收諸經中有並非出自敦煌者。本書特設“存號”一類，主要是大約 50 件新近公佈或尚未公佈的敦煌道經寫本，雖知其館藏卷號和經典名稱，但由於種種原因不能一併收入本書，祇在書前的目錄中列出卷號，而在正文中則沒有該卷圖版。可能涉及版權的問題，新近公佈的如北大藏、俄藏、上圖等藏品，編者祇列其目而沒有編入本書。但這部分有幾件在大淵目錄中已經標明是來自敦煌以外的地區，似乎不宜未加說明地就與其他敦煌道經併列一起。如本書目錄列入“存號”的“勒柯克本”失名道典肯定不應是出自敦煌，《西域考古圖譜》本《太上業報因緣經》卷六、《洞淵神咒經》卷六、《道德經序訣》等三件，也都是出自吐魯番吐峪溝，而非敦煌。作為敦煌道經文獻的集成當然不一定非敦煌出土寫卷不收，可以作為附錄或另加說明，像本書現在這樣的處理，難以使讀者明晰這些寫經殘卷原本的出土地點。

第四，個別偽卷或存疑的寫卷，未加說明就予收錄。如編者在《前言》中介紹有明確紀年的寫卷，最早一例是日本京都博物館藏《太上洞玄靈寶妙經眾篇序章》尾題“承聖三年（554）三月七日道士朱士元書”，而此卷歷來是作為存疑之卷的，本書理應給予說明。還有香港張虹舊藏《太上玄元道德經》，此卷現已轉歸普林斯頓大學 Gest 圖書館收藏，雖然至今對此卷的真偽仍有異議，但其本為偽卷的可能性極大，甚至連作偽者是誰都幾乎可以確認（詳見周鈺良：《我父親和書》，《周鈺良文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 年，303 頁）。像這樣有疑問的卷子，不應不予說明就與其他敦煌寫經同列。

第五，由於條件和技術所限，本書圖版的影印效果仍不能算是很令人滿意的。本書之所以列出近 50 件的“存號”之卷，或許是因為版權所限，不能將新近公佈的比較清晰的圖版直接拷貝過來，而所收的寫卷圖版顯然祇能根據顯微膠捲和《敦煌寶藏》。看得出，編者不是直接將《敦煌寶藏》那糟糕的圖版移植過來，大概做過一些技術處理，所以絕大部分圖版是可以清晰辨識出字跡的，這點比膠捲和《敦煌寶藏》的圖版是有進步的。但現在絕大多數圖版都變成了白紙黑字，不僅紙幅邊界不清，界欄和兩紙的騎縫也很難看清。而且各個寫卷的圖版沒有明確的比例尺，字大字小沒有一定之規。這些對於想從文書學角度研究敦煌道經的學者來說也許是個很大的遺憾。

第六，頁眉、頁腳沒有標識，不便檢索。每種道經的圖版都祇在第一面上標明經名和卷號，同一寫本也祇在第一面上有卷號；同一經典的更多寫本，祇在第一面有卷號，連經名也沒有。這樣就使得讀者即便從頭至尾翻看，也未必時刻記得自己正在看哪種道經和哪個寫本，更不要說想快速地找尋自己知道卷號的寫卷了。全書前面的目錄是按照經典為序的，最後應該有一個卷號的索引，以便檢索。

第七，最後的幾個部分有些混亂。首先，本書在“失名道經類書”後所附的“失名類書（擬）”。這部分有 P.2524、S.6134、S.5725 這三種類書，其中 P.2524 已被王三慶先生定名為《語對》，另外兩種似乎尚未定名。編者收錄這三種類書是因為其殘存有神仙、辟穀、西王母等內容，但這是三種地地道道的世俗類書，既非道教類書，也與道教無關，不過是摘編歷代文獻中的神仙事跡和典故，實在不應收錄。編者曾經說明“有些明顯不是道經，但與道教有關的資料，為有利研究起見，也收錄於《敦煌道藏》之中。”由此可以理解編者為何將這些“明顯不是道經”的寫本收入本書。但“有關”二字的具體內涵很難確定，敦煌類書除此三件之外，肯定還有在類目和內容上與道教相關的，如果按這樣的標準來衡量，為何祇收這三種而不收其他？其次，“失名科儀書類”的 S.203 一件，現已被定名為《度仙靈錄儀》，P.3676 已經王卡比定為《正一經》殘片。至於“瑞應占卜等類”，收 P.2683《瑞應圖》等，我認為也實在勉強。況且有的寫卷本已有了標題或已定出卷名，早已為學界所熟知，而按本書的處理則完全沒有體現出來，如 P.3866 李翔《涉道詩》，現在被歸於“道家有關詩賦”，一是在目錄中連《涉道詩》名稱都未得見，二是如前述類書一樣，敦煌遺書中與道家有關的詩賦絕不僅本書所收錄的這幾種，而本書取捨的標準又沒有給讀者具體講明。

凡此種種，也許已算是對本書的苛求了。李先生曾經告訴我，因她本職工作的需要，她編纂此書的目的本是為了彌補北圖敦煌吐魯番資料中心在敦煌道教資料方面的匱乏。而直接的原因是由於她曾經多次向一位藏有大淵《圖錄編》的前輩學者求借該書以補充北圖資料之缺，卻最終不能如願，祇得自己動手從頭整理纂輯。本書的初稿完成於 1992 年，由於種種原因才拖到 1999 年出版，所以在當年有限的條件下（特別是無從參考《圖錄編》）編纂出如此巨著已屬不易。像本書這樣對基本材料悉心的整理工作，肯定是需要有人做的，而且這樣的工作也不會是一蹴而就。祇要李先生有意，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如充分吸收王卡先生的目錄和利用越來越多的清晰圖版），一定可以做出一部蒐羅更加全面、分類和定名更加準確、製作更加精良的敦煌道教文獻集成，從而為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提供堅實的基礎。